这是7月12日在日本东京拍摄的防卫省大门

文/王瑟

编辑/黄红华

　　近日，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与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在老挝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期间举行会晤，同意两国深化在后勤补给、联演联训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此外，双方还特别强调要加强防务技术合作，共同促进军事装备的联合研发生产。

　　此次会晤，虽然表面上反映出日印防务合作不断加深的趋势，折射出两国在所谓印太框架下不断强化战略合作的意愿。但是在这一系列热闹表象的背后，日印防务合作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依然存在难以突破的“天花板”。

防务合作趋势加强

　　长期以来，日本和印度虽然关系融洽，但双边合作多集中于经贸领域，防务合作一直处于相对空白状态。这一方面是受限于日本的“和平宪法”和“武器出口三原则”，另一方面也由于印度此前长期坚持“不结盟”外交政策，不愿与美国盟友在军事安全领域交往过多。然而近年来，随着国际环境和地缘形势的持续变化，两国防务合作趋势加强。

　　一是推动机制建设，合作框架基本形成。在领导人层面，两国充分利用年度首脑峰会机制，引导双边防务合作。在2022年度首脑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两国领导人提出要继续扩大联演联训规模，明确在军事装备领域的具体合作范围。

　　在实操层面值得关注的是，两国近年来相继建立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防长对话机制，副部长级“国防政策对话”机制以及国防参谋长对话机制，各军种首长间亦相继完成互访，各层级沟通渠道已基本打通。此外，还围绕军事领域特定议题搭建多个针对性对话机制，例如网络对话、太空对话、海洋事务对话等。目前，两国还在商定修改2008年签署的《日印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借以反映双边防务合作近年来出现的“新变化”。

　　二是联演频率大幅提升，“互操作性”显著增强。2020年9月，日印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允许双方在共同演习、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及其他双方商定的活动期间互相提供食品、燃料等后勤物资及通信、医疗、储存等服务项目，为开展联合演习和共同训练创造便利条件。

　　此后，日印联演联训范围不断扩大、频率显著提升，创造多个“首次”。2023年1月，两国首次举行代号“英雄卫士”的联合战斗机演习，双方分别派遣苏-30MKI、F-2等主力战机参演，并进行空中机动、拦截等演习科目；2月，日本陆上自卫队与印度陆军间的“达摩卫士”年度演习自创立以来首度在日本举行；7月，日印海上力量在孟加拉湾举行“JIMEX”年度演习，标志着日印首次在一年之内完成陆海空三栖覆盖的联合演习。

　　三是军贸互动渐次开展，军技交流逐步启动。2014年，日本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后，积极寻求向印出售军事装备，并于次年与印签署《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不过，受限于价格和技术转移等问题，长期以来两国在军贸领域未有任何突破性进展。

　　2024年11月，日印最终签署“统一复合无线电天线”（UNICORN）技术转让协议。该装备系应用于海军舰艇之上的新型复合通信天线系统，最大特点是将多种天线和数据链设备集成在一个系统之上，并用外壳覆盖整个系统，从而减少雷达截面，增强舰艇的隐身性能。如协议实施，将是日本继向菲律宾出口空中监视雷达后第二次向他国出口成品军事装备。

背后多重考虑

　　日本和印度之间鲜有历史问题包袱，也无现实地缘冲突，因而时常被两国官员形容为“天然盟友”。但从另一角度看，两国对对方亦无过多战略关注，更无过多利益交集，因此在历史上双边关系虽然和睦融洽，但一直不温不火。然而近年来，两国却不断打破历史惯性，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升温，并在最为敏感、关乎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防务合作领域取得诸多突破，个中缘由值得深入探究。

　　从本质上讲，日印防务合作加速发展的深层动因在于战略契合。对日本而言，无论是过去提出的所谓“民主安全菱形”“自由与繁荣之弧”，还是现在鼓吹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印度均为其中的核心环节。2023年3月，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访印期间宣布“印太构想新计划”，其中多次重申印度是日本实践所谓印太战略“不可或缺的伙伴”，希望与印合作，实现印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繁荣”。

　　对印度而言，日本是其“东向行动”政策不可或缺的战略基石。2014年上台后，莫迪政府立即将“向东看”（Look East）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谋求战略东进，并在政治、经贸、防务安全等领域全面加强与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合作，而日本更是其中的重点和焦点。在日本提出所谓“印太”概念后，印度与其积极对接，相继提出印版“印太愿景”和“印太海洋倡议”，并宣布要与日本在共同的“印太愿景”之下打造“新时代的印日关系”。而作为“印太”战略对接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防务合作的提升自然也是“水到渠成”。

　　值得警惕的是，日印两国推进防务合作，也有通过相互补位抗衡“中国影响”的明显动机。例如，在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不久，日印就在距马六甲海峡不远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海域举行海上演练，间接为印“撑场”；次年6月，印“投桃报李”，在东海海域与日举行海上演练。此外，两国还着力深化在反潜及海域态势感知领域的实战演练。

　　最后，日印防务合作还有一股强大的外力推动，就是美国的支持与鼓励。美国的意图是，日本和印度作为其所谓“印太”战略框架中的东西两翼，如能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既可更好分担其地区安全责任，又可补足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短板。近年来，美国持续通过“四边机制”框架推进日印防务合作，谋求以其为骨架建立横跨“印太”的防务伙伴网络。例如，扩大三国共同参与的“马拉巴尔”“海龙”等联合演习规模，推动三国共享海域态势感知信息和关键情报，鼓动日印与美共同在南海等敏感海域进行巡航等。

相互保留的伙伴关系

　　虽然近年来日印防务合作进展迅速，在某些领域甚至达到“准盟友”级别，但亦有诸多限制性因素横亘其间，使这两个国家只能成为各取所需的“合作伙伴”，而非相互托底的“铁杆盟友”。

11月11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前排中）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率阁僚合影

　　在战略层面，尽管日印在地缘战略上高度契合，但其更多体现为对所谓“印太”地区秩序的看法一致，而在最为核心的战略关切上，两国却难以相互照应。其根源在于，日印地缘距离过远，且各自核心利益关切仍局限于周边。日本的战略重心在西太平洋，核心关切是东海争端和朝鲜半岛局势；而印度的战略重心在中印边境及周边地区，同时要维护自身在南亚印度洋的“霸主”地位。

　　这种“战略错位”使双方均怀疑对方能否在自身核心利益受损时不计成本，给予实质性军事协助。在日方看来，印度尚未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给予明确的“安全承诺”，遑论在东海和朝鲜半岛“有事时”向日提供援助。印度战略界亦普遍认为，日印防务合作难以帮其解决与中国、巴基斯坦等邻国的边界争端。

　　日印在战略层面打消对对方可靠性疑虑的关键是，能否通过正式盟约给予对方硬性安全保证，但这恰恰是两国的另一分歧所在。印度在历史上长期坚持“不结盟”外交政策，即便近年来外交理念随地缘环境变化有所调整，但依然高度重视“战略自主”，不愿因与他国结盟而使自己行动受到任何“羁绊”。而日本长期以美日同盟作为外交和军事战略主轴，认为印度的“战略自主”实为“战略摇摆”，始终不如军事盟友固定可靠。此外，印度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左右逢源”，未与美、日及西方国家“统一立场”，在日本看来就是印度“不可靠”的一大例证。

　　除了以上因素，日印防务合作在实操层面亦存在一些问题，这突出体现在军贸领域。日本军工产业长期面向国内封闭市场，难以发挥规模优势，导致成本偏高、性价比低。而印度恰恰对价格十分敏感，在军事招标中经常追求“最低价格”，这使双方的军工项目谈判经常因价格问题陷入僵局。除非日本像此次签署的UNICORN天线项目一样主动让利、承担资金，否则两国军贸合作难以一帆风顺。

　　尽管战略上的互不托底，为日印防务合作划定了一条“上限”——可以“结伴”难以“结盟”，但未来两国在海上安全、联演联训、情报交流等领域合作的继续推进仍值得关注和警惕。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