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人们经过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库大会的会场

文/《环球》杂志记者 郭爽（发自巴库）

编辑/胡艳芬

　　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于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期间，另一个重要国际会议也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进行中，那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COP29还被称为“气候融资大会”，重点关注气候资金缺口问题。

　　但显然，事关真金白银的付出，以及实实在在的责任分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仍然未能避免。

　　就在COP29接近尾声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从G20峰会返回COP29现场——“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越来越近，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气候资金不是施舍，这是一项投资，旨在防止不受控制的气候混乱给我们所有人带来的破坏。这是为地球上每个国家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而支付的首付。”

　　“我直接呼吁部长和谈判人员：软化强硬路线，在分歧中寻找出路，着眼于大局，永远不要忘记利害攸关的事。”

　　“失败不是一个选项。”……古特雷斯一遍又一遍地重申此次“要达成一致目标”的决心。

　　大会主席国11月22日发布的新案文“呼吁”，到2035年实现每年1.3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目标，相比此前的1000亿美元有大幅提升。

从关键争议点看气候融资难点

　　为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提供资金支持，既是发达国家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更是其在《公约》及其《巴黎协定》下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COP29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给国际社会信心和希望，证明国际社会具备实施手段和支持蓝图，能够团结合作推动转型。只有这样，气候雄心才不会沦为空谈和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

　　然而，此次COP29不仅受到多个紧张因素干扰，还在一些关键谈判事项上遭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争议的掣肘。

　　一方面，美国大选结果、阿根廷决定退出谈判、发达国家未能实现适应基金的目标、阿塞拜疆和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COP29第一周就出现多个紧张因素，一度让各方对COP29能否成功实现其核心目标——达成一项新的气候融资协议，并落实第一次全球盘点——感到悲观。

　　但另一方面，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领导人都在讲话中传达了积极信号。中方指出，应坚定坚持《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多边主义是全球行动的基本遵循和根本出路。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在大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气候资金谈判达成共识的关键是发达国家按照《巴黎协定》第九条要求，作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的承诺，并达到相应承诺数额。刘振民强调，各国应逐步认识到包括资金等问题在内的关键议题在COP29达成协议，不仅影响到本届大会的成败，还影响到《巴黎协定》下多边合作进程的方向。

　　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向气候适应型未来转型，COP29就NCQG进行谈判，制定全球2025年后的气候资金目标及相关安排，以取代2009年在COP15上设定的“发达国家每年捐资1000亿美元”目标。

　　根据大会主席国11月22日就多项关键议题发布的修改版一揽子建议案文，在各方最关心的关键核心议题NCQG上，新案文“呼吁”到2035年实现每年1.3万亿美元的融资目标。

　　分歧贯穿了关于NCQG问题谈判的几乎全程。

　　在资金结构方面，发展中国家强调发达国家提供和动员的气候资金，应该是以赠款或同等形式；应该是新的、可负担的、可预测的、非债务性的资金；应该明确两个资金目标——提供的资金和动员的资金，其总额应达到万亿级美元。简言之，发展中国家强调发达国家应该直接给钱（赠款），并对提供和动员资金的目标予以明确。

　　而发达国家则强调新的目标为气候融资目标，到2035年气候融资目标达到万亿级，每年为发展中国家动员数千亿美元资金，来源包括公共、私人和其他新渠道。简言之，发达国家认为新的资金目标是各种渠道的融资目标之和，强调投资规模，而非直接给予发展中国家支持。

　　出资方方面，发展中国家如何出资、是何性质是核心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可以自愿为资金动员提供支持，但这种自愿支持不应计入新的NCQG。而发达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带头，其他有经济能力的国家也应努力贡献资金。

　　此外，发展中国家还提出发达国家应该建立分担机制，以其历史排放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基础，分担实现提供资金的目标。

　　虽然一些发达国家将气候融资视为捐助“善款”，并试图将发展中大国及“富裕国家”纳入出资范围，同时以此作为扩大出资规模的前提条件。但《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指出，“我必须非常直白地说，气候资金不是善款。它绝对是百分之百服务于各经济体，服务于受到极端气候威胁的普通人。”

　　大会另一个关键争议围绕“损失和损害”基金议题。在此前两届《公约》缔约方大会上，旨在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的“损失和损害”基金议题已取得重大突破。在COP27上，与会各方同意为受到气候灾难冲击的贫困国家建立“损失和损害”基金；在COP28首日，各国就“损失和损害”基金达成共识，并通过了协议文本，确定资金来源，同意资金由世界银行托管。

　　在COP29上，各方仍然面临有关“损失和损害”基金的多个问题和挑战，包括：基金将涵盖哪些类型的损失与损害、高收入国家将向基金承诺多少资金、哪些国家可以从基金中受益、如何分配基金以确保公平支持、基金是以赠款还是贷款形式发放等等。

关键优先事项取得关键进展

　　全球碳市场机制对降低全球碳排放、加强全球气候合作和支持低收入国家获得资金支持，以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至关重要。COP29还有一大关键议题，就是《巴黎协定》第六条：全球碳市场机制。

　　业界预计，如果基于《巴黎协定》第六条的国际自愿碳市场能在COP29落地，那么这将传递出碳市场国际化的重要信号。2025年2月，各国将提交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s），届时缔约各方可利用《巴黎协定》碳市场机制开展合作减排，帮助其达成NDC目标，并进一步提升减排力度。

　　一个积极消息是，COP29首席谈判代表亚尔钦·拉菲耶夫11月12日宣布，《公约》缔约方已于11日打破多年围绕全球碳市场机制的争论僵局，在《巴黎协定》第六条相关谈判上取得关键进展。

　　拉菲耶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上月在巴库召开的有关《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的监督机构会议，提出了国际碳信用项目如何运作的标准。11日，缔约方已就第六条第四款下的碳信用额度标准及其动态更新机制达成共识，这是完成《巴黎协定》第六条谈判的关键一步。

　　“这（《巴黎协定》第六条）将是一个改变规则的工具，有助于将资源流向发展中国家，并可帮助我们（通过促进跨境合作）在实施气候行动计划时每年节省2500亿美元成本。”拉菲耶夫说，“在经历多年僵局之后，在巴库，已经开始出现突破。”

　　《巴黎协定》第六条涉及全球碳市场机制，即碳排放较多的国家可通过向碳排放较少的国家购买减排项目的信用额度，也就是碳信用，来实现其气候目标，也为发展中国家减排项目注入资金。该机制提供了两种交易碳信用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允许两国自行制定双边碳交易协议的条款；第二种方式旨在创建一个由联合国监督管理的全球碳市场，也就是第六条第四款。

　　应当指出，虽然《巴黎协定》第六条具有推动全球减排的潜力，但此前一直面临诸多矛盾。例如碳信用的分配机制不够透明，以及如何确保减排项目的实际效果、避免虚假减排，以及如何处理碳信用的跨国转移等，也一直是热议问题。

“中国展现突出领导力”

　　在COP29的众多不确定性中，中国展现出自身的确定性和领导力。11月19日下午，在COP29中国角“迈向碳中和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新实践”主题边会上，《可持续发展蓝皮书：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报告（2024）》正式发布。

　　该蓝皮书发布了2024年度中国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以及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主要城市可持续发展成效评价结果。报告指出，自开展评估以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已连续7年稳步提高，累计增幅达46.8%。经济发展、社会民生、资源环境、消耗排放和治理保护5个单项指数均保持上升态势。中国正逐步形成可有效支撑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空间格局。

　　“我经常会表达这样的观点：我认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取得的进展和展现的领导力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突出。”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世界特大城市网络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执行总裁马克·沃茨，11月20日在COP29期间接受《环球》杂志记者专访时说。

　　沃茨指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对绿色转型的投资，包括对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投资、向电动车的快速转型等方面的成就。“目前全球一半以上的太阳能和风能投资都发生在中国；在电动车领域，全球大部分电动车不仅生产于中国，也在那里进行原型设计”，他解释说，“离开不过短短一年时间，再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看到道路上清洁能源车辆数量显著增加，真是令人惊叹。”

　　“但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国政府的长期规划，以及我称之为‘多层次合作’的模式”，沃茨说，“这种合作模式将国家、地区和城市各级政府连接起来，使整个国家在协同推进（气候治理进程），而这种协同性是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所缺乏的。这种模式让我们对（中国绿色转型）未来充满希望。”

　　在谈到中国城市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时，沃茨指出，许多中国城市的绿色转型采取的举措，都是值得世界其他城市学习和推广的重要经验。

　　这样的城市经验有很多。比如武汉大幅扩展绿地、建设用于管理洪水的空间，以及在道路上采用多孔材料打造“海绵城市”；深圳将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城市发展顶层设计中，在政策制定、可持续街区青年营造、碳中和经济、绿色产业创新，以及创新驱动超大型城市绿色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深圳经验，等等。

　　此外，在COP29的“吸引新参与者参与气候行动产生集体影响”会议上，《环球》杂志记者还感受到从“中国运河”吹来的可持续发展之风。“世界运河城市Canal Walk行动”组委会携手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扬州大学碳中和技术研究院、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发出了《以Canal Walk行动，推动世界运河城市可持续发展倡议》。Canal Walk代表团团长、世界运河城市Canal Walk行动组委会主席程颢在会上指出，世界上有超过1000条运河、3000多座运河城市，世界运河城市拥有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也是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