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由英国南极调查局提供的拍摄于2020年的资料照片显示的是南极洲的思韦茨冰川

文/米志付

编辑/胡艳芬

　　“你们听到时钟在滴答作响。我们正处于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1.5℃水平的最后倒计时中，而时间并不在我们这一边。”11月11日至11月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词中发出如此警示。他还表示，2024年几乎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于气候灾难，从飓风到炙热的海洋、干旱摧毁的农作物，以及所有由人为气候变化加剧带来的灾难。

　　事实的确如此，近年来，人们直观地感受到极端天气与气候灾害频繁发生。在全球范围内，山火、洪水、飓风等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与强度不断上升。这些变化都与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息息相关。

　　自19世纪末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使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在温室效应驱动下，全球平均气温逐年升高。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到2023年，全球气温与工业化之前的水平相比已上升1.2℃。

　　升温带来的不仅仅是极端天气与气候灾害，更严重的是，我们正在逐渐接近地球系统的“临界点”，甚至有些“临界点”已经被触发。触发气候“临界点”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会对地球的自然系统及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那么，截至目前已经触发了哪些“临界点”？“临界点”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人类又该如何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挑战呢？

警报拉响：触发“临界点”

　　气候“临界点”的概念是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指的是地球系统中的关键门槛。一旦越过这些门槛，系统状态就会发生重大变化，且变化不可逆转，热带雨林的退化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我们可以将气候系统想象成一条流经堤坝的河流。在雨季，水位不断上升，当河水达到堤坝的“临界点”时，湍急的河水就会溢出甚至冲毁堤坝，引发洪水泛滥。同理，在气候系统中，一旦触发“临界点”，将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加速全球气候恶化。即使之后大气温度下降，原有状态也难以恢复。

　　自本世纪初开始，IPCC就曾评估气候“临界点”被突破的可能性。早期的学者认为，只有当全球气温较工业化前时代上升4℃时，气候“临界点”才会被触发。然而，近年来人们愈发意识到，在当前温升1.2℃的情况下，气候“临界点”被突破的可能性已经很高，当温升达到2℃时，触发“临界点”的风险将会更大。一些“临界点”可能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已被触发，例如格陵兰岛的冰盖、大洋中的珊瑚礁和亚马孙雨林等的变化。

　　目前科学家们已通过研究识别了16个气候“临界点”，包括：北极冬季海冰融化；格陵兰冰盖崩塌；巴伦支海冬季冰迅速流失；北方永久冻土迅速解冻；北方永久冻土崩塌；北方森林南部枯萎；北方森林北向扩张；拉布拉多海和亚极地环流崩溃；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减弱；撒哈拉与西非季风增强；亚马孙雨林退化；低纬度珊瑚礁消亡；极地外高山冰川消融；南极东部冰盖消融崩塌；南极西部冰盖消融崩塌；南极东部冰下盆地崩塌。这些气候“临界点”被触发的概率与全球气温上升紧密相关，可以分为三类：

　　温升小于2℃的情况下：可能触发的气候“临界点”包括格陵兰和南极西部冰盖的融化崩塌、北方永久冻土层解冻、极地外高山冰川消融以及珊瑚礁的消亡等。

　　温升在2℃到4℃之间：将进一步导致亚马孙雨林枯萎、北方森林向北扩张以及撒哈拉与西非季风加强等。

　　温升大于4℃：气候条件将更加恶化，极有可能引发北极冬季海冰融化、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崩溃以及南极东部冰盖崩塌等严重后果。

11月7日，在古巴巴塔瓦诺，一名男子走过受损房屋。飓风“拉斐尔”6日以三级飓风强度横穿古巴西部地区，

导致这个拥有约千万人口的加勒比岛国全境电力供应中断

　　目前，根据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在已识别的气候“临界点”中，有9个处于已被触发或即将被触发的状态。以下是3个典型的气候“临界点”。

　　其一是，南极西部冰盖消融崩塌。南极洲的多个考察站记录显示，近年来该地区经历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气温，尤其是位于南极洲西北端（靠近南美洲）的南极半岛，成为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地区之一。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里的气温几乎上升了3℃。温升导致南极地区冰盖加速消融。尤其是南极西部的思韦茨冰川（Thwaites Glacier），被称为“末日冰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融化。

　　探测数据显示，思韦茨冰川前段底部的冰体已悬空，海洋暖流得以流入冰川底部与海床之间，使更多的冰面暴露于温暖的海水中。这些涌入的暖流水温可达2℃，加速了冰川消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上世纪90年代，思韦茨冰川每年融化100亿吨冰，如今这一数字已上升至约800亿吨。

　　地球上90%的淡水以冰的形式存储在南极，其中20%位于南极西部，其余在东部。仅思韦茨冰川的全部融化就足以使海平面升高65厘米，而冰盖的崩塌还会导致大量冰体落入海中，使海平面进一步上升2～3米，这对人类来说可能是一种“世界末日”般的景象。这也正是思韦茨冰川被称为“末日冰川”的原因。

　　其二是，低纬度珊瑚礁消亡。在世界上所有生态系统中，珊瑚礁以其最高的生物多样性著称，它们为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重要的栖息空间，因而被视为地球上最复杂和最宝贵的生态体系之一。根据《世界珊瑚礁现状报告》，在2009年至2018年的10年间，由于海水温度上升，全球约14%的珊瑚礁遭到破坏。尽管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珊瑚礁仅覆盖了0.2%的海底，但它们在国土安全、海岸保护、生态资源、环境调节、矿产油气、粮食及经济安全等方面支撑着数亿人的生存，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大量商品和服务价值。

　　然而，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和污染等对珊瑚礁构成了严重威胁，导致全球珊瑚礁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白化现象。珊瑚白化是指珊瑚在环境压力下失去体内共生藻类，或是藻类失去色素，使得珊瑚的色彩与活力消失，最终导致珊瑚死亡甚至海洋生态系统的崩溃。

　　历史上全球曾发生3次重大珊瑚礁白化事件，分别在1998年、2010年以及2014至2017年之间。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全球珊瑚礁白化。全球变暖的程度与速度将对珊瑚礁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据估计，如果全球气温上升1.5℃，70%至90%的珊瑚礁会消失；如果上升2℃，珊瑚礁绝种的风险将显著增加。

　　其三是，北方永久冻土层（以下简称为永冻层）迅速解冻。永冻层是指至少连续两年保持冻结的地面，通常由岩石、土壤、沉积物、冰和有机质的混合物构成，广泛分布在高纬度地区（如美国阿拉斯加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以及高海拔地区（如安第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随着全球升温，永冻层正在迅速解冻，造成土地滑坡、洪水和地陷等灾害，并且严重影响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

　　在俄罗斯等国家，许多建筑、道路与管道建设于永冻层之上，气候变暖使得这些城市面临基础设施损毁的风险。这不仅导致经济损失，也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影响。例如，2020年，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发生了一起重大柴油泄漏事故。调查发现，正是永冻层的解冻致使地基承载力不足，储油设施下陷，最终造成大量柴油泄漏，涌向周边河流，严重破坏了河流的生态系统。

　　永冻层解冻的影响不只局限于当地生态和居民生活，更将引发潜在的全球性危机。北极永冻层中储存着巨量有机碳和无法分解的动植物遗骸。当永冻层融化，这些有机质被微生物分解，释放出甲烷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会加速全球变暖。此外，永冻层的融化还可能释放出潜伏已久的古老病毒与细菌，对人类构成巨大威胁。

多米诺骨牌效应：气候“临界点”触发连锁反应

　　气候“临界点”不仅对局部生态气候系统产生影响，更会引发级联效应，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将其他“临界点”推向失控。触发一个“临界点”的影响会通过大气和海洋环流，或通过释放温室气体提升全球温度，增加触发其他“临界点”的风险。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全球变暖导致的永冻层迅速解冻，释放封存于有机质中的碳，以甲烷和二氧化碳的形式进入大气。甲烷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5倍，这种变化会进一步促使全球气温上升，从而产生恶性循环，加速极地冰盖消融。

　　类似的级联效应案例还有，若气候变化导致亚马孙雨林地区的降雨模式改变，就可能导致雨林退化，植物经过光合作用吸收的二氧化碳就会减少，又反过来加速全球变暖。

　　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察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的减弱与其他“临界点”的相互作用，以及其对整个地球系统的巨大威胁，来更好地理解“临界点”之间的级联关系。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就像一条巨大的海洋传送带，传送带的上层把温暖的海水从南半球运送至北半球，传送带下层再把盐分更高、温度更低的海水带回南半球。当北极地区的冰盖加速融化，大量淡水涌入北大西洋，海水的盐分就被冲淡，传送带的运送能力就被减弱。如果传送带运转减弱，撒哈拉沙漠地区和亚马孙雨林都会变得更加干旱，而西欧地区会变得更冷，南大洋的海水无法得到冷却，就会加速南极冰川的消融。

　　为避免触发气候“临界点”之间的级联效应，造成不可承受的后果，人类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避免气候“临界点”被触发。

行动刻不容缓：遏制“临界点”触发的措施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和多个“临界点”的迫近，地球系统正面临严峻挑战。气候风险的概率加大、强度上升，将对地球系统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因此，人类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以确保气候“临界点”维持在可预测和可控的范围内。这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雄心勃勃且有效的气候行动应对危机。

　　实现碳中和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目标。一方面，工业革命后的人类活动产生了大量温室气体，这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与地球生态系统和谐共处，人类须可持续、负责任地利用自然资源。另一方面，随着全球温升的幅度增加，触发气候“临界点”的概率也在加大，因此必须将温升控制在2℃以内，并力争控制在1.5℃内，以减缓气候“临界点”的迫近。

　　实现碳中和需要全人类深层且彻底的行动，这包括：减少化石能源燃烧、推进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促进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淘汰落后产能等。此外，在公众教育方面，要强化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激发社会各界促进低碳转型的意愿。

　　在11月11日举行的COP29“中国角”边会中，新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总结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所作出的积极努力。他介绍，自2012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以上的经济增长；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了35%，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截至2024年6月底，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装机规模达到了16.53亿千瓦，超过中国发电总装机量的一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保有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

　　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截至2024年6月底，中国已与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2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文件，累计实施300多期能力建设项目，为120余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万余人次的培训。

　　中国已向世界宣布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双碳”目标展示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作出的持续努力。

　　欧美一些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减排时间短则40余年，长则六七十年。而中国提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跨度仅30年，这需要我们在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事实上，中国在降低碳排放、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有效落实《巴黎协定》注入强大动力，有助于避免越过气候“临界点”。

　　此外，对一些脆弱的、濒临崩溃或已处于崩溃状态的生态系统，如珊瑚礁与亚马孙雨林，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至关重要。对此，联合国启动了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倡议（2021~2030），其中，保护和恢复珊瑚礁，改善海洋健康状况是一项核心工作。虽然当前形势严峻，但在迅速有效的保护行动支持下，生态系统仍可恢复到一定的健康水平。例如，1998年的大规模珊瑚礁白化发生后，硬珊瑚覆盖率在10年内就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当然，国际社会采取有雄心且强有力的生态保护行动是促进生态系统恢复的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气候行动不限于国际谈判或企业策略，每位地球公民都应发挥作用，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人类的生活习惯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气候与环境——外卖、快递、旅行以及日常用电，都在进行碳排放。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节约资源、减少浪费、购买高能效标识的电器、减少使用烘干机等高能耗电器、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等方式来降低碳排放。

　　面对气候“临界点”发出的警告，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积极行动。但毋庸讳言，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受到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特别是美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在特朗普即将重新入主白宫的情况下，其气候政策立场令人担忧。有专家预计美国的碳排放在2030年前可能增加40亿吨。

　　气候“临界点”正在警示全人类，“时间并不在我们这一边”，面对这场全球性危机，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袖手旁观。

　　（作者系伦敦大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经济与政策）